我国高学历人口已经高达2.4亿，科技人口红利助推仪器仪表行业发展

3月13日， 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已超过2.4亿，新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年龄已达14年，可以说，我们的“人口红利”并未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然强劲”。

近年来，高学历人口快速增长带来人才红利的同时，就业压力也加大，导致“人才内卷”、“高学历低就业”等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 。 当前，如何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我国“人才红利”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供给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存在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创造市场优势。

另一方面，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的人口结构中，抚养子女和老人的负担较轻，社会保障支出较少，可以实现较高的储蓄和投资。

这种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导的人口结构带来的发展优势被称为“人口红利”。 多项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至30%。 但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12个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进入适度老龄化社会），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红利”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调整增长经济结构迫切需要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 提供新动力。

如何理解“人才红利”？ 如果说“人口红利”强调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那么“人才红利”则强调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质量。 人才是指具有较高文化程度、专业知识、较高能力和素质的劳动人口。 另外，根据人口的三个基本要素——人口规模、人口质量、人口结构（或分布），“人才红利”可以理解为人才数量充足、人才素质优良、人才结构合理。 。 发展优势。 与“人口红利”相比，它不仅是量的红利，更是质的、结构性的红利。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校生总数超过4430万人，毛入学率接近60%。 202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人，人才培养数量基础充足。 然而，随着高学历人才培养规模的快速扩大，一些高校热衷于报考博士、硕士，却忽视了师资建设、课程建设和就业形势分析，造成质量与就业失衡。高学历人才培养结构，导致“高学历低成就”和“人才内卷”。同时，高学历人才倾向于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工作，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而不是边远地区和私营企业，导致劳动力短缺、人才短缺和就业困难并存。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在从“人口红利”向“人口红利”转型的过程中。 “人才红利”方面，人才素质和人才结构（或分布）还存在短板，高水平的“人才红利”尚未形成。

推动高水平“人才红利”的关键是什么？

面对当前我国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如何有效配置这些高学历人才资源，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这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共同努力。

1、需求侧优化策略

一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发展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总体就业问题。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2022年，我国将毕业大学生1076万人，其中本科生967.3万人，硕士生86.2万人，博士生6.6万人。 如此大规模的高学历人力资源的消化需要也只能依靠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国有企业和国家机构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有限，扩大研究生招生等拖延就业的措施只是临时措施。 号召大学生“脱掉长袍”、放下优越感是一回事。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是要千方百计发展经济。 近三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影响较大。 例如，2022年，上海注销企业总数达到282204家，注销企业数量居全国 第一，其中小微企业消失21.6万家。 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就业疏导作用，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强化政策支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稳定就业。

二是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高就业供给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和人才结构。 目前，大学生送外卖、大学生当保安等现象已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 甚至有自媒体炒作“全国7万师傅在送外卖”等不实消息，戏称“外卖已经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 但这些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水平，还没有释放出足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 相对单一、有限的岗位需求无法容纳大规模、不同层次的人才。

首先，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将催生丰富的产业类型、产业生态和企业主体，在需求侧实现就业市场。 量变和质变。

二是推动薄弱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伸链条、传统产业升级链条、新兴产业打造链条。 特别是要在保证产业链完整的同时，适当延长产业链。 产业链越长，释放的岗位需求越多、层次越丰富，越能满足不同类型人才的就业需求，做到高精尖人才、中型技术人才、一线操作人才等……都可以在产业链上发挥作用。 找到你在其中的位置。

最后，要充分发挥产业链对人才培养的明确导向作用，通过产业链转型升级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引导人才与产业适配，推动融合部署。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不断提高人才素质，优化人才结构。

三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增强欠发达地区就业机会和吸引力，优化人才空间布局。 东部沿海地区和省会城市一直是大学生就业的首 选，中西部地区和二三线城市关注度较低。 人力资源存在地域错配。 但欠发达地区发展、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基层工作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只有引导高学历人才流向这些地方，才能更好发挥“人才红利”的作用。 要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区域政策工具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因地制宜培育地方特色支柱产业，优化产业集群布局，吸引相关人才入驻。提高欠发达地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引进高层次人才提供工资、搬迁、职务晋升等优惠政策。 建立引导人才跨地区有序流动流动的长效机制。 例如广东省印发的《广东青年下乡乡村振兴三年行动》支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出成立高校共青团，为县域发展工作提供对接平台，建立联系当地大学生的常态化制度机制，设立广东省青年农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专项基金等，建立知青进农村就业创业机制和保障。

2、供给侧优化策略

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当前，一些大学生面临“一毕业就失业”的局面。 这一方面与整体经济形势有关，也反映出部分毕业生的素质和素质还没有达到就业市场的要求。 除了获得文凭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突出的技能，那些学术不精通、没有实习经历的人，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实践经验都有提升的空间。 这就要求高校等人才培养主体深化教学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国很多大学都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 由于教师职称评定、行业影响力与科研成果“直接挂钩”，课堂教学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导致备课不足。 ，照本宣科，老师不认真教，学生不认真听，就成了“水课”。 因此，要完善教师培训和激励制度，改革职称晋升机制，加强教师教学能力建设，引导教师重视教学、重视课堂，保证课程教学质量，履行好教师职责。他们的职责是传道、传授知识、解惑；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单位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 加强对学生的服务和管理，严格课堂教学管理，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互动，注重日常考核和综合评价。 严格控制考试和毕业要求，让进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拥有真才实学、实用知识。

二是根据产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动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 近年来，我国高校撤专业数量逐年增加，2017年为241个，2018年为416个，2019年为367个，2020年为518个，2021年为804个。这说明专业之间的不匹配。大学设置和市场就业需求早已存在。 ，这需要不断的动态调整。

人才培养供需如何匹配？

首先，要积极调研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匹配程度，主动调整相关培养专业的重点。 对长期就业前景不佳、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专业要及时退出。

其次，要密切跟踪行业发展，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经济转型方向预测人才需求，及时设立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业态的新学科、新专业。新模式，使人才培养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产业升级的需要。 同时，对新设专业的就业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反馈调查，动态调整师资队伍和课程配置。

最后，要进一步深化学校与企业的对话与合作，让学校和毕业生了解企业的真实需求。 部分专业可采取对口培养、定向投放，有计划地开展招生和联合培养。 打造产教融合社区。

三是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培养学术精英人才的传统理念影响，在自身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方面主张向学术型、研究型转型。 在社会观念和社会地位层面，也存在学术人才优于职业技能人才的刻板印象。 因此，在人才结构中，普通学术型人才过多，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仍然短缺。 随着我国先进制造业的不断发展，相关行业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 例如，在锂电池行业，宁德时代2021年员工数量将增加5万人，其中生产人员和技术人员引领增量。 ，分别增加4.47万户和4487户，同比增长216.17%和80.24%。 因此，有必要调整人才培养结构，走差异化培养道路。 针对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阶段赋予不同的培养重点和培养模式。 例如，在本科教育阶段，在开展通识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同时，重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而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则放在高等教育阶段。 加大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支持力度，引导部分符合条件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型大学。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对职业院校的投入和支持，促进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做好中专生分流工作，为学生提供技能型、应用型的升学和升学途径。就业和发展渠道。 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依法举办与本行业相关的职业学校，直接培养适应行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

四是积极谋划高等教育机构区域和城市布局，促进“人才下沉”。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不平衡。

一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地区间差距明显。 经济发达省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资金支持和平台建设方面远远优于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

其次，高校过于集中在大城市。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知名院校近年来也不断在东部大城市办学异地办学，进一步形成了人才高度向大城市集中的分布格局。东部的城市。

我国人才密集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城市群。 这些地区拥有大量高学历人才，对域外人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1年，东部地区人才净流入占比从6.2%提升至12.9%，长三角、珠三角人才净流入占比从4.6%、2.0%提升至分别为7.4%和4.1%。 同时，人才高度集中，导致就业竞争激烈。 非中心城市和地区，比如一些有产业基础的二线城市，近年来也受到了中心城市的人才溢出，但总体上仍然存在就业缺口，就业环境相对宽松。 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要按照教育部相关政策，积极谋划在人口和特色产业支撑的非中心城市和地区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异地科研机构或培训基地引导人才。 有效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特点和产业布局，实现人才就地培养、就地消化，开辟人才就业区域新渠道，促进人才分布结构均衡。

如何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当人才真正成为社会追逐的“红利”，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人才作为个人和群体的价值才会真正体现出来。 充分释放“人才红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力，除了提高人才素质、优化人才结构、避免“人才内卷”和“人才浪费”外，还需做好以下工作还需要做：

一要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不仅需要人才存量作为资源，更需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人才的作用提供创造未来的平台和轨道。 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全 球供应链重组趋势明显，高端制造业竞争加剧。 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爆发，成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重要增长点和大国博弈的新赛道。 在此背景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显得尤为迫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大力发展以研发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引领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目标和发展方向。 发展未来产业的战略规划不是单一企业、单一产业就能实现的。 未来很多产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的前期积累和基础研究，短期内不会产生明显的效益。 这就要求必须发挥国家的作用和作用，长期精准把握产业政策和发展目标，借助新国家体制优势，通过行业引领和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晋升。

二是培养一批具有突破性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 当前，我国产业升级转型主要依靠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形成竞争优势，避免“卡壳”。 创新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主要依靠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智慧。 在高端制造等领域，高端人才和领军人物引领整个行业变革、突破发展的例子屡见不鲜。 尽管我国人才数量和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但高端人才在整个人才结构中的比重仍然较低，特别是缺乏具有创新特色的领军人才。 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自2017年以来发表的人工智能论文数量位居全 球第一，但在突破性论文方面与美国仍有明显差距。 2015年至2020年，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突破性论文数量超过了其他排名前十国家的总和。 尽管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从业者数量庞大，且近年来不断增长，但由于缺乏尖端科研人才，该领域一直没有突破性创新，发展也不尽如人意。行业仍处于追赶状态。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高端、顶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完善教育体系，健全激励机制，赋予他们在工作和技术上充分的自主权和发言权，用尖端人才带动整个科研团队和整个领域的进步，后备人才的培养和积累，引领行业的突破性发展。

三是优化人才发展制度环境，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尖端人才引领，更需要更多中高端人才支撑。 让各类人才充分利用、自由创造，是释放“人才红利”的内在要求。 这就需要尊重人才成长创造规律，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确保人才有效留住、创造、使用。 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中的作用，营造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创新，增强人才服务个性化。 、差异化层次，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科学家的主体性，进一步释放人才活力，生成高质量发展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