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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运动型肥厚到高压型重构:冯西桥院士团队心肌多尺度模型的启示;力学生物学视角下的病生理肥厚解析与 HCells 心肌功能研究。

来源:北京心动康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更新时间:2025-11-26 14:30:24 阅读量:92
导读:本文聚焦冯西桥院士团队多尺度心肌肥厚模型,从力学生物学视角梳理运动型肥厚与高压型重构在力学环境、信号通路和组织重构上的差异,并讨论 MLP 等机械感受靶点风险,结合 HCells 心肌细胞功能检测思路,思考如何在单细胞层面验证与拓展理论预测
关键词:心肌肥厚、生理性肥厚、病理性肥厚、多尺度力学生物学、冯西桥院士团队、MLP 机械感受、HCells、心肌细胞功能检测
在常规超声或报告单上,“左室肥厚”往往只是一个简单结论:壁变厚了。但在病理生理层面,这个“肥厚”至少对应两类截然不同的过程。
一类是以长期耐力运动为代表的生理性心肌肥厚:左室腔室形态相对保留,肌小节有序增生,心功能增强,整体是一种可逆、保护性的适应过程。
另一类则是由高血压、主动脉瓣狭窄等慢性压力负荷驱动的病理性心肌肥厚:左室几何结构重构、细胞死亡与纤维化并行,NFAT 等病理信号持续激活,最终显著增加心衰和心律失常风险。

Fig. 1 生理性与病理性心肌肥厚的宏观几何与组织学差异示意

Figure 1 并列展示正常心、生理性心肌肥厚和病理性心肌肥厚三种状态。生理性肥厚表现为左室壁适度增厚、腔室基本保留、纤维化不明显;病理性肥厚则表现为向心性重构、腔室缩小、纤维化增多、细胞排列紊乱。该图在几何和组织层面直观强调“同为壁变厚,本质过程完全不同”。

在传统表述中,这两种状态常被一个“心肌肥厚”模糊概括:影像上都是“壁厚了”,但在力学环境、组织微结构和细胞内信号通路上,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轨道。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冯西桥院士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工作,正是试图在同一套理论框架下,把这两条轨道说清楚:在经典左心室力学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心肌组织复合材料力学与心肌细胞信号网络,构建了一个从左心室整体力学环境 → 心肌组织力学性质 → 单细胞信号调控的多尺度力学生物学模型,用来系统刻画生理性与病理性心肌肥厚的异同。
这篇论文有两个鲜明特点:
  • 一是明确区分了以 IGF-1 通路为代表的“生理性肥厚”信号与以 Ca2?/CaN/NFAT、integrin/ERK 及 Z 盘 MLP 机械感受为核心的“病理性重构”信号,并在同一模型中给出二者截然不同的动力学行为;
  • 二是几乎通篇为理论与数值分析,通过与既有动物实验数据进行系统对比来校验模型,而不是再重新搭建一套动物或细胞实验体系,从而把“生理 vs 病理肥厚”的关键变量提炼得相当清晰。
从心室力学到组织材料学,再到细胞内信号网络,这项工作为重新理解“左室肥厚”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力学生物学图景,也为后续在实验层面(尤其是单细胞、多参数测量)检验和拓展这些结论,预留下了非常清晰的接口。

研究团队

冯西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深耕固体力学与生物力学交叉方向,现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研究所负责人之一,并兼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等多项学术职务,是国内力学生物学领域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他自本科起即就读于清华工程力学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此后在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完成博士后阶段工作,并先后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纳-香槟分校等多家海外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形成了以“多尺度力学”为特色的研究路径。

在科研方面,冯西桥院士围绕微纳米力学、生物材料力学与仿生、细胞力学以及损伤与断裂力学等方向开展系统研究,已出版多部专著,发表 SCI 论文数百篇,被引逾万次,相关成果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奖等重要奖项;在学术共同体建设层面,他长期担任《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等多种国际期刊的主编或编委,在推动力学与材料、生命科学交叉方面具有持续影响力。(资料来源: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官网。)


01
为什么“心肌肥厚”这个词必须拆开来看?
在日常讨论中,我们很容易把“心肌肥厚”当成一个整体标签:无论是运动员的心脏,还是长期高血压患者的心脏,只要壁变厚,就统统归入同一类。这样的表述在影像或常规报告层面是足够的,但对于机制研究和干预策略制定来说,则明显过于粗糙。
从宏观结构上看,生理性与病理性心肌肥厚已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重构模式。生理性心肌肥厚通常以左室壁适度增厚、腔室容积相对保留为特征,几何形态仍然接近正常“子弹头”样结构;心肌细胞在原有架构内温和增粗,肌小节有序增加,间质区域仅轻度调整,纤维化并不显著。与此相对,病理性心肌肥厚则往往呈现典型向心性重构:左室壁明显增厚、腔室缩小,心肌纤维粗细不均、走向紊乱,间质显著扩张并伴随弥散性纤维化,局部细胞坏死和微循环障碍相互交织。宏观上同为“壁厚了”,但承载的是完全不同的力学环境和组织微结构背景。
更关键的差异在细胞与分子层面。生理性心肌肥厚通常由运动、短期压力负荷或代谢需求提升驱动,其信号特征以 IGF-1/PI3K/AKT/mTOR 等通路的适度激活为主,促进合成代谢和有序的肌小节增生,同时并不显著启动“胎基因程序”。病理性心肌肥厚则往往伴随 Ca2? 水平的长期升高、CaN/NFAT 通路异常激活,以及 integrin/ERK、Z 盘机械感受等多条应激通路的协同放大,配合细胞死亡、纤维化和 ECM 交联,使心肌逐步从代偿跨入失代偿阶段。也正因为此,NFAT 及其下游基因表达被广泛视为病理性肥厚的重要分子标志,而并非简单的“肥厚程度指标”。
如果仅停留在“壁厚多少”的表述层面,这些机制上的分野将被彻底抹平:运动诱导的适应性肥厚在统计上可能被误归入“左室肥厚”这一高危标志之中;相反,一些负荷驱动、信号高度病理化的重构过程,早期在影像上未必呈现极端的壁厚变化,却已经在细胞和组织层面累积了显著风险。对于临床分层、运动处方设计以及靶向干预策略而言,这种混淆显然是有代价的。
冯西桥院士团队这篇工作的切入点,正是在于在同一套多尺度力学生物学框架下,把“生理性肥厚”和“病理性肥厚”拆开来看:一方面,从左心室整体应力状态、心肌组织有效刚度和细胞牵引力等力学量出发,界定不同负荷条件下心室的力学演化路径;另一方面,在单细胞尺度上,将 IGF-1 相关“生理”通路与 Ca2?/CaN/NFAT、integrin/ERK、MLP 机械感受等“病理”通路明确区分,并通过动力学建模展示二者随时间演化的差异。
Fig. 

2 心室–组织–细胞多尺度力学生物学模型框架示意

Figure 2 概括了模型从左心室整体力学,到心肌组织复合材料,再到单个心肌细胞信号网络的三层结构。上层计算压力和壁厚决定的平均应力,中层描述心肌细胞与基质共同决定的组织刚度,下层则将机械量与生长因子转化为具体信号通路的激活状态。三层之间通过应力、牵引力和细胞肥厚等量形成闭环。


02
多尺度力学生物学模型:从左心室,到心肌组织,再到单个心肌细胞
在把“生理性肥厚”和“病理性肥厚”拆开讨论之前,冯西桥院士团队首先搭起的是一整套多尺度力学生物学框架。核心思路可以概括为:在最上层,左心室被视为一个整体力学系统,关注的是在给定血压和收缩程度下,心室壁承受了多大的平均应力;在中间层,心肌被看成由心肌细胞与 ECM 共同组成的复合材料,决定了这股应力如何在细胞与基质之间分配;在最底层,单个心肌细胞内部的信号网络如何“感知”这些机械量,并通过 IGF-1 通路、Ca2?/CaN/NFAT 通路、integrin/ERK 通路以及 Z 盘 MLP 机械感受通路,最终给出“生长模式”和“病理重构”的不同决策。
在器官尺度上,模型将左心室简化为一层具有增长能力的薄壁球壳。这样的处理并不是为了追求几何上的“逼真”,而是为了抓住几个关键量:收缩期血压、左室腔室半径、壁厚以及由此得到的平均环向应力。通过将变形分解为“生长部分”和“弹性部分”,模型能够区分:一方面是心肌在长期负荷作用下缓慢发生的结构性增厚(生长),另一方面是每个心动周期中由压力和主动收缩引起的短期弹性变形。在给定压力和收缩程度的前提下,壁越厚,平均应力越低;反之,如果壁相对较薄,在同样的压强作用下,心肌细胞和 ECM 承受的拉伸应力就会显著升高。这一层的计算,为后续判断“运动是否起到机械卸载作用”“长期高血压如何改变心室应力基线”提供了基础。

Fig. 3 左心室薄壁球壳模型与主动/被动应力分解示意

Figure 3 将左心室简化为可生长的薄壁球壳,区分长期生长导致的壁厚变化与每搏收缩引起的瞬时弹性变形。总环向应力被分解为心肌细胞主动收缩产生的部分和心肌组织被动弹性产生的部分。该图说明了如何在器官尺度上建立“血压—壁厚—应力分配”的定量关系。

在组织尺度上,心肌被描述为由心肌细胞与 ECM 并联组成的双相复合材料,二者在同一应变场下共同承担载荷。通过引入心肌细胞体积分数、细胞本身的等效模量以及 ECM 的等效模量,模型给出了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有效刚度”:在生理性肥厚中,心肌细胞适度肥大但 ECM 沉积有限,整体刚度变化相对平缓;在病理性肥厚中,细胞死亡、纤维化和 ECM 交联共同作用,导致 ECM 占比和刚度显著升高,心肌整体表现为“更硬”的组织。更重要的是,这一层还把“心肌细胞产生的主动应力”折算为“单条肌动蛋白承担的平均拉力”,形成一个从“壁应力 → 心肌细胞主动应力 → 肌动蛋白拉力”的连续传递链条,这个拉力将直接进入细胞信号网络,成为机械感受的关键输入量之一。
在细胞尺度上,模型构建了一个以心肌细胞为基本单元的信号网络,将多源的机械与化学信息汇聚到几个关键通路上。一条是以 IGF-1/PI3K/AKT/mTOR/S6K1 为主线的“生理性肥厚”通路,其激活代表的是在代谢需求增加或运动刺激下,促进蛋白合成与肌小节有序增多的适应性过程;另一条则由 Ca2?/CaN/NFAT、integrin/ERK 以及 Z 盘处的 MLP 机械感受共同构成,是典型的“病理性重构”通路:壁应力通过 integrin 传入细胞内部,肌动蛋白拉力通过 Z 盘 MLP 的构象变化被“读出”,Ca2? 水平变化则通过 CaN 作用于 NFAT,三者在 NFAT 及其下游基因层面实现整合。模型将壁应力、单条肌动蛋白拉力、Ca2? 浓度以及 IGF-1 水平等量归一化后输入到这一网络中,通过逻辑微分方程刻画各节点活性的时间演化,最终以单细胞肥厚程度等变量作为输出。这使得“生理性信号增强但病理性信号受到抑制”与“病理性信号持续激活而生理性信号难以补偿”可以在同一框架内被清晰地区分。

Fig. 4 心肌组织复合材料模型与细胞信号网络结构示意

Figure 4 左侧将心肌表示为“心肌细胞 + 细胞外基质”并联的复合材料,用以计算等效刚度和细胞承担的平均牵引负荷。右侧给出了心肌细胞内信号网络结构,一条是以 IGF-1 为代表的生理性肥厚通路,另一条是以钙信号、NFAT、整合素和 MLP 机械感受为核心的病理性重构通路。该图连接了组织力学与细胞信号之间的桥梁。

综合来看,图 2、图 3 和图 4 所展示的正是这一多尺度模型的逻辑:在宏观层面,血压、射血分数和壁厚共同决定左心室的力学环境;在中观层面,心肌细胞比例、纤维化程度与 ECM 交联状态决定心肌的有效刚度,以及单个细胞需要承担的负载水平;在微观层面,IGF-1 通路与一系列机械感受通路将这些负载信息翻译为具体的信号网络状态,从而决定心肌生长是沿着“适应性肥厚”的轨道推进,还是逐步走向“病理性重构”。在后续对生理性 vs 病理性心肌肥厚的动力学对比中,冯西桥团队正是借助这套多尺度结构,把通常难以直接观测的力学与信号变量串联起来,从理论上给出了两条轨道的系统性刻画。

Fig. 5 多尺度心肌肥厚模型的数值迭代流程示意

Figure 5 用流程图展示每一个时间步内器官、组织和细胞三层之间的信息传递:器官尺度根据当前几何和压力计算壁应力,组织尺度据此得到细胞牵引负荷,细胞尺度根据信号网络更新肥厚程度。更新后的细胞和组织状态再反馈回器官尺度,修正壁厚和刚度。通过持续迭代,模型得到不同刺激条件下心肌生长和重构的演化轨迹。


03
模型如何区分生理性与病理性心肌肥厚:看“时间轨迹”,而不只是看“壁有多厚”
在有了心室–组织–细胞三层耦合的框架之后,冯西桥院士团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种最典型的情形放进同一个模型里:一种是以运动训练为代表的生理性心肌肥厚,一种是以主动脉缩窄(TAC)为代表的压力负荷型病理性心肌肥厚。重要的不只是最终“肥厚了多少”,而是整条随时间演化的轨迹:壁厚、壁应力、肌动蛋白拉力、Ca2? 水平以及 NFAT 活性如何在不同刺激模式下先后发生变化。正是这些动态信息,构成了模型对“生理 vs 病理”的区分依据。
在生理性心肌肥厚的情形下,模型通过给 IGF-1 输入一个阶跃提升(模拟长期运动训练带来的同化激素上调),考察左心室在稳态循环中的力学与信号响应。计算结果显示:随时间推移,左室壁厚缓慢且适度增加,心肌细胞有序肥大,但在给定收缩期血压条件下,平均环向应力和单条肌动蛋白承担的归一化拉力(??actin?)呈下降趋势;换句话说,在“壁更厚”的同时,单位肌丝反而被“卸载”了。与之对应,NFAT 活性不仅没有被显著激活,反而由于 Ca2? 水平和机械应力的下降而保持在较低水平,整体呈现一种“结构适应 + 病理信号受抑”的状态。这一结果与游泳训练等动物实验中观察到的“运动型肥厚壁厚略增、心功能增强而 NFAT 不显著上调”的趋势相符,模型给出的解释是:适度肥厚通过改变几何和刚度,实现了对病理性机械信号的主动“卸载”,从而在体内形成一个内在的保护机制。
在病理性心肌肥厚的场景中,模型采用了与 TAC 实验相仿的压力负荷方案:术后收缩期压力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升高,随后保持在较高水平。此时的时间轨迹与运动情形截然不同:早期由于壁尚未显著增厚,左室在升高的压力下承受极高的平均环向应力,心肌细胞必须提供更大的主动应力来维持射血,单条肌动蛋白的归一化拉力明显升高,Ca2? 水平随之上升,通过 CaN 激活 NFAT,病理性重构信号出现一个陡峭的“爆冲”阶段。随着时间推移,壁厚逐渐增加,整体应力水平有所回落,??actin?甚至可以降到接近或略低于基线,但 NFAT 活性并未回到正常水平,而是维持在一个中度持续激活的状态;这意味着,即便几何上的肥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机械超负荷,早期强烈的 Ca2?/CaN/NFAT 激活已经把细胞推入了“病理重构通道”,后续通过纤维化、ECM 交联等方式固化结构改变,使心肌长期停留在一种不利于舒张、易于进展为心衰的状态。模型给出的 NFAT 时间曲线与 TAC 小鼠实验中的测量结果高度一致,即“早期峰值、长期中度持续”,从理论层面支撑了病理性肥厚是一个“先被急性应激推入通路、再靠慢性结构重塑锁定”的过程。
如果把上述两种情形放在一张图中对比,差异会非常直观:在生理性肥厚里,壁厚适度增加的同时,归一化壁应力与肌动蛋白拉力整体是“下行”的,NFAT 处于被抑制或轻度波动状态;在病理性肥厚里,壁厚增加与应力、NFAT 的初期上冲叠加出现,即便后期应力有所缓解,病理信号也难以回到基线。这意味着,“左室壁厚多少”在模型中只是一个结果变量,而真正区分两类肥厚的,是在给定刺激模式下,壁应力、细胞负载与关键信号通路的时间轨迹:运动型肥厚以机械卸载和病理信号抑制为特征,高血压型肥厚则以机械过载驱动 Ca2?/CaN/NFAT 持续偏高为主线。

Fig. 6 生理性与病理性心肌肥厚关键变量的时间轨迹对比

Figure 6 对比了运动诱导的生理性肥厚和主动脉缩窄(TAC)诱导的病理性肥厚,在时间维度上壁厚和 NFAT 活性的变化。生理性肥厚中,壁厚轻度增加而 NFAT 基本不被激活;病理性肥厚中,早期 NFAT 出现明显高峰,随后长期维持在中度升高水平。实验数据与模拟曲线叠加显示,模型可以较好再现实验观察到的两种不同动力学模式。

04
六大因素的协同与拮抗:不仅是“压力大不大”的问题
在区分了典型的运动型与压力负荷型肥厚之后,作者没有停留在“单一因素”的情景,而是把讨论扩展到更接近真实病程的“多因素组合”。模型中选取了六个关键变量:
  • 血流动力学负荷:收缩压(高血压);
  • 生理性刺激:运动对应的 IGF-1 升高;
  • 细胞数量与组织构成:心肌细胞死亡、ECM 沉积(纤维化);
  • 组织刚度来源:心肌细胞内微管重构、ECM 交联增强。
对应的输出不只看壁厚,还包括单细胞肥大程度、细胞体积分数,以及归一化后的壁应力、肌动蛋白拉力、Ca2?、integrin、MLP、NFAT 等一组“病理信号指标”。通过改变两两因素的强度,作者用热图的方式展示每对因素对这组输出的影响,并用一个介于 ?1~1 的指标来判定是协同(同向放大)还是拮抗(互相抵消)。
结果可以简要概括为三点:
  • 第一,高血压与运动对心肌生长具有协同作用——壁厚和单细胞肥大都会增加,但在病理信号层面,运动明显削弱了高血压带来的应力、Ca2? 和 NFAT 上升,是一种“结构上一起变厚、信号上彼此抵消”的关系。
  • 第二,心肌细胞死亡与 ECM 沉积在壁厚上表现为拮抗:前者减薄心室壁,后者通过纤维化“填补”壁厚,但它们共同降低细胞体积分数,使心肌在几何上看似“尚可”,实则细胞储备减少、功能脆弱。
  • 第三,微管重构与 ECM 交联几乎对所有指标都呈现协同,说明两种刚度来源在模型中近似线性叠加,共同把心肌推向“更硬、更易放大机械信号”的状态。整体来看,这一部分的计算强调了一个事实:临床上看到的某种肥厚表型,往往是“压力、运动、纤维化、细胞骨架和 ECM 刚度”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讨论某一个变量,很难解释复杂的重构轨迹。

Fig. 7 六大因素对心肌生长与病理信号的组合效应示意

Figure 7 以热图形式展示高血压、运动、细胞死亡、基质沉积、微管重构和基质交联等六个因素两两组合时,对壁厚、细胞体积分数、应力、钙信号和 NFAT 等指标的协同或拮抗作用。高血压与运动在生长上协同、在病理信号上拮抗;细胞死亡与基质沉积在维持壁厚的同时共同降低细胞比例;微管重构与基质交联几乎对所有病理指标呈协同放大。该图概括性地给出了“多因素驱动”下的重构图景。


05
MLP:力学生物学视角下的新靶点,但也是一把“双刃剑”
前面的部分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
  • 一是生理性和病理性心肌肥厚在力学和信号通路上的本质差异;
  • 二是高血压、运动、细胞死亡、纤维化等多因素是如何在同一框架下发生协同或拮抗。
接下来,作者把同一套模型真正“用起来”,去思考一个更接近临床的问题:
在这个多尺度力学生物学图景中,有没有新的、基于机械感受的治疗靶点?
在这一节里,他们重点讨论的是 Z 盘上的肌肉 LIM 蛋白 MLP。传统抗肥厚治疗多集中在激素和神经体液阻断(如针对血管紧张素 II 的通路),而这里的切入点是:既然生理性肥厚可以通过“机械卸载”抑制病理重构,那直接调控机械感受蛋白本身,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治疗策略?在众多机械敏感蛋白中,整合素位于细胞膜,是重要的力学受体,但亚型冗余严重、临床转化困难;相比之下,心肌细胞特异性的 MLP 由于定位明确、作用通路集中 ,被认为更有希望成为潜在药物靶点。
从机制上看,MLP 主要位于 Z 盘,通过与 α-肌动蛋白结合,把钙调神经磷酸酶 CaN 锚定在 Z 盘附近。在基线负载下,CaN 被“拴住”,难以激活 NFAT;当肌动蛋白上的牵引力增加时,α-肌动蛋白被拉伸,MLP 更容易从 Z 盘解离,CaN 被释放出来,与升高的胞内钙信号共同作用,显著增强 NFAT 的转录活性。模型中用一个“逻辑与”来描述这种“双重门控”:既要有足够高的机械牵引,也要有足够高的钙信号,病理性 NFAT 才会被真正推高。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很自然的设想:如果有药物能让 MLP 更“稳”,是不是就能把 CaN 更牢地“关在门内”,从源头上刹住 NFAT 通路? 为此,他们先用分子对接方法模拟了 MLP 的 LIM1 结构域与 α-肌动蛋白的结合,等价于在结构层面引入一个“MLP 稳定剂”,让这对复合物更难解离。随后,在模型里用一个代表“结合亲和力”的参数来量化药效:药物越强,MLP 从 Z 盘解离所需的机械刺激就越高。然后,在“高血压负荷”的背景下,系统性扫描不同药效强度下的稳态结果。
计算结果呈现出典型的“双刃剑”特征。一方面,随着 MLP-α-肌动蛋白结合被“强化”,左室壁厚和 NFAT 激活水平整体下降,提示病理性肥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力学信号更难通过 MLP 通路转化为 NFAT 的持续激活。从模型角度看,这意味着在同样的压力负荷下,心肌更不容易被推入“病理重构通道”。另一方面,由于抑制了肥厚本身,心室壁不会像未经治疗时那样显著增厚,单位心肌承担的机械负荷反而上升,牵引力和胞内钙水平随之升高,模型给出的结论是:钙负荷越高,潜在的心律失常风险越大。这与临床上许多心血管药物“控肥厚的同时推高心律失常风险”的经验现象高度吻合。

Fig. 9 MLP 结构建模与 MLP 靶向干预的功能预测

Figure 9a 展示了 MLP 与 Z 盘相关蛋白的结构对接结果,为“增强 MLP 结合稳定性”的药物设想提供了结构基础。Figure 9b 则给出在不同 MLP 作用强度下壁厚、NFAT、应力和钙负荷等指标的变化趋势:肥厚和 NFAT 随 MLP 结合增强而下降,但应力和钙负荷上升。该图直观体现了将 MLP 作为力学生物学靶点时“抑制肥厚与增加心律失常风险并存”的双刃剑特性。

因此,在这套模型中,MLP 靶向药物既是一个有前景的减肥厚手段,也是一个需要精细剂量控制的风险来源:药效过弱,对 NFAT 的抑制有限;药效过强,虽然肥厚下去了,但钙负荷和心律失常风险被推高。对应到药物开发层面,这意味着必须围绕 MLP 找到一个比较窄的“安全窗口”,并且要和钙通路的调控联动考虑,而不能简单理解为“MLP 越稳越好”。
基于这一点,作者提出了两种在模型中看起来更可行的组合策略:其一是MLP 稳定剂 + 钙调控药物的联合方案,用后者来抵消前者带来的钙负荷上升;其二是把适量运动视为一种“力学辅助治疗”,利用运动本身对心肌应力和钙信号的下调作用,来拓宽 MLP 靶向治疗的安全范围。多尺度模型的优势在这里体现得比较明显:它可以在“给定压力、组织刚度、细胞牵引和信号通路状态”的前提下,预先筛选哪些组合更有可能兼顾减肥厚和控风险,而不必完全依赖代价高、周期长的动物实验试错。

06
从多尺度理论到单细胞功能测量:HCells 能做什么?
前面的分析已经把这篇工作中最关键的几个“落点”勾勒出来了:一头是心室宏观的应力与负荷,另一头则是心肌细胞层面的牵引力、钙瞬变、细胞肥大以及在不同基底刚度、不同刺激条件下功能状态的变化。多尺度模型给出了这些量在不同情景下的理论轨迹,要在实验层面真正检验和细化这些预测,就需要能够稳定、定量地获取这些功能指标的实验系统。
HCells 心肌细胞功能检测系统,正是在单细胞尺度上围绕“牵引力、钙瞬变和形态学变化”展开测量的一类代表性工具。
在牵引力测量方向,HCells 通过柔性、可标定的基底来培养心肌细胞,记录细胞收缩时引起的基底位移场,进而反推出细胞在不同时间点、不同区域的牵引力分布。这一类数据,天然对应了模型中“单条肌动蛋白承担的平均拉力”和“细胞所见有效负载”这类量,为判断某种刺激条件下心肌细胞是处于“机械卸载”还是“机械过载”状态提供了直接证据。在钙信号方向,HCells 可通过钙荧光成像等方式记录心肌细胞的钙瞬变波形,从幅度、上升和下降时间、节律稳定性等维度量化钙负荷的变化,与模型中以钙信号驱动 CaN/NFAT 通路、推动态 NFAT 激活水平的做法形成呼应。形态学和收缩表型方面,则可以利用成像手段获取细胞面积、长短轴、收缩振幅变化等指标,用于刻画“细胞肥大方式”和收缩功能的演变,这与模型中用单细胞厚度和心肌细胞体积分数描述生长模式的思路是一致的。
从应用角度看,HCells 可以围绕前文模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设计一系列较为直接的实验场景。以“生理性 vs 病理性肥厚”为例,可以在相似的基底条件下分别施加更接近运动状态的刺激模式(如适度频率、代谢改善、短时负荷变化)和更接近病理负荷的刺激模式(如持续高压相关因子、神经体液激活因子等),在牵引力、钙瞬变和形态学指标上分别进行长期追踪,观察是否会出现与模型预测一致的两种轨迹:一类是牵引力逐步下降、钙负荷受控、细胞形态有序肥大,另一类是牵引力和钙负荷早期明显上冲、节律不稳、细胞形态向病理性肥厚演变。对于 MLP 相关的力学生物学靶点问题,则可以在 HCells 实验中引入针对 Z 盘或相关力敏蛋白的干预,在高负荷背景下记录牵引力和钙瞬变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检查是否如模型所示:肥厚程度被抑制的同时,机械负荷和钙负荷出现上升,从而帮助界定可能的“安全窗口”。在微管重构、ECM 交联和纤维化相关研究中,则可以通过选择不同弹性模量和不同表面修饰的基底,配合细胞骨架药物处理,系统考察刚度–细胞骨架组合改变时,牵引力、钙瞬变和细胞生长模式 的联动变化,为模型中关于“刚度参与时多因素交互”的推断提供实验侧支撑。
总体而言,多尺度模型给出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力–信号–结构”逻辑框架,而 HCells 则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观察心肌细胞功能变化的窗口:前者帮助我们在理论上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轨道,后者则有机会通过牵引力、钙瞬变与形态学数据,回答在具体刺激与干预条件下,真实细胞究竟沿哪条轨道演化。两者结合,既可以用模型指导实验设计(明确该看哪些量、在什么时间尺度上看),也可以用实验结果反向修正模型参数和结构,使得关于心肌肥厚的叙事,逐步从定性的概念区分走向定量的功能判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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